徐霞客母亲一介妇孺，在丈夫走后，如何将儿子培养成地理学家？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徐霞客的母亲王氏，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位被湮没了的伟大女性。她在培育继子成为奇才、保存古代碑刻、发展纺纱织布等方面，都有过卓越的贾献，其人品、事业，足以彪炳千秋。
心胸豁达，见识卓异的妇女
徐母王氏，生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644年），卒于天启五年（公元1626年），是一位名字不详的普通妇女。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徐霞客的父亲徐豫庵在家乡江阴马镇冶方桥田舍遇盗，不久便病故了，从此全部家计便落到王氏肩上。
当时霞客有兄弟三人，他和兄弘祚为王氏所生，弟弘醍则是小妾所生。徐豫庵在临终前一日曾告诫王氏曰：“季，吾孽也。若受产，勿得视两儿”。
徐豫庵死后，王氏在给三个儿子分家时，却没有按丈夫的遗言办事，而是毫无长幼嫡庶的成见，“举田庐鼎分之”，此举大为乡里所称颂。
徐家本是当地富于冀财的封建地主家庭，王氏从不以富有骄奢邻里，其生活极其简朴，堪为当地的表率。甲子岁（公元1621年），江南大旱，“粟价翔踊。孺人命弘祖岁蠲数十石以活饿人”之。
她平时见到贫困饥饿的号哭者，总怀恻隐之心，必使之饱食乃快。她还是一个不信鬼神、尤厌巫术的人，但却又极重视祭祀，因为她把祭祀当作表彰先德、教育子孙的一种重要手段。
为此，她还促使徐霞客捐巨资，修复明初能关心百姓疾苦，为民 *** ，不惜以身殉职的常州丞张宗琏的江阴君山神庙，以表彰官场正气。
对当地的修桥铺路，更是十分热心。可见徐母是一位心胸豁达，具有正义感，富有同情心，热心于社会公共事业的妇女。
徐母又是一位能成全儿子事业，甘愿自我牺牲的伟大母亲。徐霞客在十九岁那年丧父，父死之后留下年已六十.双鬓斑白的母亲。接着，又是早年丧妻，妻死后留下三岁的儿子卯。
这样，抚养儿子、侍奉母亲、管理家业这三件大事理所当然地落到徐霞客身上。如此沉重的家庭牵累，使这个自小酷爱奇书、一心向往三山五岳之游的年轻人怎能离家远游呢？
再则，徐霞客又是个“孝子”，在封建社会里，孝子的行动就是唯父母之命是从，所谓“父母在，不远游。孝子不登高，不临深”。
徐霞客要从事穷天地之壮游，若得不到母亲的支持能行吗？可见，徐母的见识异于一般父母，她为了成全儿子的大志。
竟不顾桑榆晚景，用自己独特的认识，给那些封建格言以新的解释，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只要互相信任，就可以不受这些格言的约束，积极鼓励儿子出游。
故在霞客兄弟三人分家后，老人就自愿和霞客生活在一起，主动地挑起全部家计和抚养养子孙的责任，放弃清闲欢娱的晚年生活而终日操劳于秋圆晨机之下。
正是徐母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使徐霞客得以摆脱家务牵累，迈上考察大自然的征途。故人称“弘祖之奇，孺人成之”。
她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比起封建社会中宣扬的孟母为子择邻而三迁，陶母为子侍客而售发的行动来，意义更为深长，这种母亲为成全儿子的事业与理想所作的自我牺牲精神直接抚育着一代科学家的成长。
纺纱织布能人，保护明碑功臣
徐母是一位十分热爱劳动的妇女，她把纺纱织布和种篱豆作为生平的嗜好。
到了正统元年，明朝 *** 将江南诸省“田赋折征钱两”后，劳困人民必须卖更多的农副产品以换取钱两交纳赋税，从而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商品生产发达的江南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其中以纺织业方面尤为显著。纺纱织布已成为苏、锡、常一带农民的重要副业收入。
《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利》中就记载了无锡县纺织业发展的情况：“棉布之利，独盛吾邑，为他邑所莫及……春日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尝有微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钱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言虽鄙俗，当不妄也。”
这一带，不仅广大的贫苦农民从事纺织，有识见的个别地主家庭也已开始从地租剥削转向手工业纺织工场的剥削。因为在灾荒连年和明王朝的苛捐杂税剥削的情况下，农民被迫逃租的现象十分严重，收租剥削已有些靠不住了。
徐母是一位有识见而思想开明的妇女，在政治上，她目睹朝 *** 败、宦官擅权、党争激烈的事实，不希望儿子追逐仕途。
在经济上，她不靠收租维持家业，而是亲身从事纺织手工业劳动，“机杼一生修世业”，“白首晨兴课女工”。
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徐母的这一行动无疑是值得赞扬的，可以说她是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先驱，是当时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人物。
尽管我们现在还缺乏足以考证徐家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手工作坊的史料，但从徐母为纺纱织布所花费的精力以及她所织出的布匹在市场上的影响来分析，可以断定绝不是一个家庭的个体手工业者所能够做到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测：徐家很可能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手工作坊。
这一点，在徐霞客为庆贺母亲八十大寿时请人画的秋圃晨机图和写的《记》《题》《引》及诗赋中，也隐约地有所透露。织布收入是徐家的主要生活来源。
徐霞客出游时，她母亲就说：“儿无恙，吾贸布以易精，摘豆以佐酒”。足见以布换取粮食，是家庭生活的保证。又如，“母性恭俭，好率婢子鸣机杼”，可见徐家婢女是参加织布劳幼的。
《秋调晨机图》中歌颂了徐母的勤劳，写了徐母喜欢在西圃中种植秋豆（这是无锡农村所种的扁豆），和清晨在豆棚下纺纱织布。
实际上秋圃，绝不是单纯为了欣赏或乘凉；也不是单纯为了秋收篱豆，因为这种豆的产量收入并不可观。她种篱豆的主要目的，还是“绿荫障日，辄移纬车坐其下”。
改善暑天纺纱织布的条件。从上述情况看，徐家的纺纱织布者，绝不只是徐母一人，而还有家中的婢女参加，由徐母教她们纺织。
徐家婢女的数量也绝不止于一二个人，因为当徐豫庵生前，他一人出游，在“暇日敕三五家童，具笋舆叶艇，往来虎丘、龙井同”。
从家童数量则可推知婢女数量的多寡，何况还有徐霞客的妻子许氏、后续弦罗氏，以及妾金氏、周氏能不参与徐母的晨计吗？所以徐家的纺纱织布者，则当有一定的入数。
从“徐家布”在市场上出售的情形看，徐家织布既讲求质量，而且也有相当数量。据记载：“其织布也，与缣讼价，缣反输其轻妙”。
“孺人织布精好，轻弱如蝉翼，市者辄能辨识之”徐母对此颇为自豪地对其孙卯讲：“今里媪之织者无数，而吾家特以精好闻，学犹是矣”。
可见徐家由于功夫较深，技术较高，布质精好，在市场上有一定的身价。光有质量而无一定的数量，市场上的采购者也不可能一看就知是“徐家布”。
因此，“徐家布”的数量当是不少的，徐家是在马镇的南阳岐村，那里虽有璜圹河为主干的溪流网，可以北通长江，南达太湖，水路交通方便。
但离江阴有三十五公里之遥，离无锡尚有二十余公里之远，毕竟是一个偏僻的农村，去四周的小镇，如璜圹（北）、北渚（南）也均要步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而布市场又不在这些地方，徐母所织之布要“持向吴门货吴依，拟赛齐纨卑蜀植”，运到苏州等地去出售，在市场上有竞争能力。
再说“徐家布”常被社会上的富户买去“为资公孙之被，卫侯之衣，德曜之裙，少君之福”在市场上引人注目，凡此种种，足以说明“徐家布”没有一定的数量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的。
总之，不管当时徐家是否存在一个手工工厂，但徐母作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中的主妇，能终身参加纺织。在技术上能精益求精，创造性地织出高质量的布匹，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纺织技术的提高，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徐母不失为古代的一位纺织能人，在我国纺织史上应有她的地位。
徐母的另一贡献，是妥善地保存了家中的明代碑刻。徐霞客的祖先明初曾奉诏谕蜀，立功后辞归故里，一时传为盛事。名人高手往来诗文酬答，刻成碑文，放置家中。
此后代代有碑刻，到了徐霞客这一代，家藏碑文已颇可观，在社会上已有一定影响。有些仕宦之家，也仿效之。“大江之南，以碑报不朽先德者，由徐氏风也”四。
对于徐家碑刻的保存，由于徐霞客长年外出旅游，只靠其母在家保管。徐母虽然终年忙于纺织，但对碑刻的保管十分关心。
因为她深知碑刻作用在于“人亡而不亡者石，石亡而不亡者文”。文章之可贵，她是有充分认识的。所以家藏碑刻在她手中从未遭受损坏。
甚至在霞客因其母住房破旧潮湿，欲为之筹建新舍时，徐母听说后还连连摇手加以制止“汝又欲那吾身何往？汝祖父碑像映肤立，剥蚀可虞，何不撒此溶之”。
徐母把保存碑文看得比改善自己的住房更重要。霞客只得尊重母意。就在母亲八十大寿这一天，存放石刻的古朴明敞的“晴山堂”落成了。
堂的四壁镶嵌着明代宋濂、倪云林、顾鼎臣、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米万钟、黄道周、高攀龙等八十五位江南名流的九十四篇诗赋书法真迹，它们分别用隶、章、楷、正等各种书体写成为七十七块碑文。
结语
宛若蛟龙、惊凤飞舞于四壁，成为我国古代碑刻中的瑰宝，经过许多沧桑仍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些镌刻着明代名家书法真体的碑刻不仅可供后人学习和欣赏，而且也为我们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物资料。
徐母为保存碑刻而放弃为自己建新舍的做法是值得赞赏的，她确实是一位保存明代碑刻的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