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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大秦:靠抄袭对付三晋 却因无力消化六国而迅速衰竭

中国历史3周前 (05-10)11

由于奇葩神剧《大秦赋》的热播,

海量观众再次开启了低端撕逼模式,或称六国为反动余孽,或视秦朝为孽障异端。由于受饭圈文化影响,普通网民也早已习惯了这种二元撕裂。

但暴秦和六国的关系,远比当代人所假想的要复杂。

因为躲在历史进程背后、脑控秦人走向强大与闪崩的元凶,恰恰是以三晋为代表的六国文化。而被帝王野心牺牲掉的,则是普通秦民的生活方式。

日常层面的刻意山寨

秦国最初只是周天子故意册封的低价值炮灰

秦人初登历史舞台,发生在西周的中后期。

作为天子的牧马人兼炮灰,赢秦部族长期处在戎狄包围之下。连其赖以得名的封邑“秦”,都是偏居陇西、已在今日变为 *** 自治县的甘肃张家川地区。自然是无缘与关东产生什么有机联系。因此,在更先富起来的那部分秦人眼中,只有关中本地的宗周文化才堪称高大上。这种迷之痴恋,也成为早期秦文化的更大特色。

原上海博物馆的副馆长李朝远就发现,秦襄公与秦文公时期的青铜器,居然在造型和纹饰等方面同西周后期如出一辙。

只是由于铸造技术尚欠火候,让乍看大气的作品在细节上粗糙笨拙,根本不能和周人的产出比肩。至于刻意模仿本身,也令该阶段的秦国青铜器略显落伍。当秦人还在生产无盖鼎时,同类物件已快在中原绝迹。因为摆脱昔日宗主影响的关东各国,正在积极摸索新的礼器类型。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秦公鼎

此外,秦人对周文化的推崇,也深刻影响了文字发展。

清华大学的赵平安教授,在《隶变研究》附录中指出,秦庄公不其簋的铭文,字体同西周晚期金文完全一致。日后被始皇帝推向全国的秦系文字,其实就发源于此。

甚至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秦人对西周旧俗的坚守已发展至匪夷所思地步。

例如国君对人殉的热爱,就时刻常被传统士大夫批作沾染戎风。但史党社先生在《秦关北望》中已经指出,这一血腥嗜好的源头,恰恰是丰镐一带的先周文化。当然,西戎对秦的影响并不能忽略不计,因为下层居民的屈肢埋葬习俗,就源自甘青地区的戎狄部族。但从甘肃礼县的秦公大墓来看,不接地气的统治阶层仍按周人习惯,直肢下葬了事。

秦国贵族的人殉传统 其实源自周文化

春秋中后期,因周王室的日渐衰微,秦人终于形成属于自己的审美诉求。

但随着商鞅变法的惊雷响起,一个令考古学家目瞪口呆的文化断层,又暴露在世人面前。

滕铭予教授在《秦文化:从封国到帝国的考古学观察》中指出,原本别具一格的秦式青铜器,在战国后期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就是关东列国风格礼器。屈肢葬虽仍占据主流,但也有不少关中秦墓使用直肢葬。而梁云先生则在《战国时代的东西差别》中强调:不止贵族专享的铜器,连普通秦民使用的陶器,也在三晋影响下被迅速改造。

秦军兵器也只是对三晋产品的抄袭量产

在这个方面,变化最明显的当属兵器。

由于《复活的军团》等纪录片吹捧,普普通通的秦剑、秦弩和秦矛,开始被无数军史小白奉为神器。但令人尴尬的是,丁大为的《秦、楚东周青铜兵器对比研究》指出,战国中后期的秦军武器,既失去了原有风格,又毫无创新性。剩下的只是简单粗暴地照三晋规格批量生产。

刻意山寨模虽不等于被全盘同化,但诸多秦人的文化传承,仍被彻底的一刀砍断。

挥舞那把屠刀的罪魁祸首,正是《史记》中蔑称秦文化乃“戎翟之教”、自诩令秦国“营如鲁卫”的商鞅。这个来自关东的法术之士,总是高举变法图强的大旗行事。不仅要变更秦人的日常生活,还要在制度上谱写自己的狂想曲,活埋掉老秦人仅剩下的那点田园诗。

商鞅的作风与结局 堪称滴血的黑色幽默剧

变法幕后的玄机

秦国的变法原理 同样是胡乱抄袭的结晶

中原地区的先民本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生活在一个个村社共同体中。

德高望重的族人长老,会定期主持分配份地、领导劳动,让原始王权不能越过共同体去直达个人。所以杨宽先生在《西周史》中指出,这种温情脉脉的集体生活方式,就是儒生所向往的井田制原型。

起初,老秦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之差别不大。

《诗经秦风无衣》所展现的袍泽之谊,显然是彼此熟悉的小共同体成员。他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互帮互助中形成浓烈情感,对素昧生平的陌生人,则没多大可能会这般掏心掏肺。

老秦人原本生活在一个个小共同体之中

但战争的压力改变了一切。

为满足统治者的野心,也为在乱世中求生存,诸夏各国纷纷走上集权之路。其套路大同小异,都是要汲取到更多资源,并因此去努力拆分小共同体、强化王权对个人及家庭的控制。为方便执行王权意志,势必要扩大官府的组织规模、延伸朝廷触角,并以吃皇粮的官僚队伍负责具体运作。这点倒是很符合后世德国思想家威廉冯洪堡在《论国家的作用》里的论断:公务员构成了专制主义国家的基础。

经常慢关东半拍的秦国,最终还是跟上了时代节奏。

秦献公的“为户籍相伍”,初步打下了户籍制度的基础。秦孝公和商鞅的政治伎俩,则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十分明显的展示。先颁布“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一类的法令,通过奖励生产、让百姓尝些甜头的方式来收买人心。等到“秦民大悦”,才亮出尖牙利爪,通过第二次变法扩张政权组织,以便实现最终集权。这就是“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将所有民间聚落都控制在自己手中!

商鞅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集权和敛财

今天的很多秦粉始终坚信,暴秦比六国进化的更彻底、完全剔除了分封制与贵族制的残余。

但这完全是滑天下之大稽。

因为《史记》里就与白纸黑字的记载,商鞅不仅有封地,还被秦惠文君逼得以私兵造反。秦相魏冉还为扩大封地,努力忽悠秦昭王舍近求远去攻打齐国。秦始皇在亲政前还“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也就是下血本奖励自己老娘的情夫嫪毐。

至于被神化成打破血统论、英雄不问出处的军功爵体系,自然也绝非秦人独创。

朱绍侯先生在《军功爵制考论》中指出,魏、齐等国均推行了军功授爵。颇为黑色幽默的是,拥有爵位的军功地主,虽是秦国新社会的模范,却也是朝廷极力提防的对象。从《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来看,这些最受街坊邻居称道的国家功臣,竟不能充任管理30户人家的“里典”。朝廷还规定“以其里公卒、士五年長而毋害者为典、老”,就是让编户齐民中最平庸窝囊、既上了年纪又无爵位和犯罪前科的老头,负责管理基层。目的显然是遏制军功地主在民间社区的影响力。

军功地主本身也是秦廷的重点防范对象

此外,有关变法确立土地私有的传统说法,也在云梦秦简出土后的20世纪70年代就被打破。

刘泽华、张金光等老一辈学者,均断定商鞅推行的是国有授田制。当代学者虽对此所有修正,却也基本认为秦的田制不是真正的土地私有,而是国有向私有的过渡形态。

甚至有部分痛恨秦国的网民,异想天开地称暴秦受波斯帝国影响,

从而走上集权专制的不归路。用意无非是要暗示:光辉灿烂的诸夏文明,毁于走邪路的大秦之手。但盲目的仇恨,还是经不起常识与史实的考验。

马家塬西戎墓地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

历史上的秦国和西域并非没有交流。通过对马家塬墓地的考古可知,地中海世界的商品经常会流入臣属的戎狄部族。王子今先生在《秦汉长城与丝绸之路》中指出,公元前4-3世纪的阿尔泰地区墓葬中,就出土有典型的秦式铜镜。但制度借鉴远比商品流通要难。后来的清朝宫廷收藏有大量法国钟表,但没人会就此认定爱新觉罗家族向波旁王朝的路易们借鉴治国理念。更何况,那些夹在西亚帝国与秦人之间的绿洲城邦和游牧民族,虽会贩运物品,但这些组织松散的政治体。所以就不可能成为帝制的中间商。

既然生物学上存在趋同演化概念,那么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明,也在相似的环境压力下,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相仿道路。但最为关键的一点则是:波斯帝国的专制程度,根本不能和同期的中原文明相提并论!

波斯帝国的专制程度 远不如中原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的晏绍祥教授,曾对波斯帝国政体下过精辟论断--有“集权”而无“专制”。

万王之王虽大权在握,在地方共同体仍处在自治状态。体量不及波斯帝国的先秦文明,倒在专制层面实现了弯道超车。台湾“中研院”院士杜正胜在《编户齐民》里指出,中原政权控制个体臣民的尝试,最晚始自西周末期的周宣王“料民于太原”。大抵至公元前6世纪,楚、齐和晋等国已普遍确立了户籍制度。

在官僚组织的扩张和王权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方面,李峰先生的《西周的政体》一书中详细论证过。貌似贵族掌权的西周,恰恰是东亚最早摸索官吏统治的王朝。网红梁惠王的硕士导师李家浩先生,则认为“县”这一名词在西周就已出现。

庞大的波斯帝国 从不以格式化的郡县统御万邦

当然,不论西周的“县”还是春秋初年楚、秦等国的“县”,尚不算一级官府。但陈剑在《先秦时期县制的起源与转变》中指出:

到春秋后期,晋国的县已完成官僚化,成为君主专制的帮手。

显然,三晋才是所谓“秦制”的直接源头,这早已是学术界共识。

如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指出,《秦律》乃至《汉律》的蓝本,就是李悝为魏文侯定制的《法经》。

晋国是最早完成县制官僚化的先秦诸侯

帝王心术与皇朝覆灭

秦始皇的一生 就是暴秦历史的缩影

梳理完秦人对三晋的全盘抄袭,我们必须直面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是笨拙的学生,反过来吞并牛气冲天的老师?

其实答案并不复杂。

翻开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能发现,三晋各邦不仅多面环敌,领土还交错破碎。其在制度和生产力方面的先发优势,并不能抵消地缘政治方面的巨大劣势。恰如工业产值早就是世界第二的德国,发动两回世界大战都血本无归,最后反而是原本落后的苏俄控制了半个欧洲。

三晋的地缘政治处境太差

早在春秋晚期,晋人就做过坑人又害己的赔本买卖。

他们曾为牵制楚国,转而大力扶植吴国。不料在夫差统领下,小弟竟直接大举北上。不仅连破齐国,还在黄池会盟上让老大哥大丢尽颜面。面对尚处落后的江东势力,表面还算统一的晋国尚且招架不住。那么早已撕破脸的韩、赵、魏三方,被秦人杀下阵来也并非不可理喻。

横扫六国秦始皇,则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致命错误--全面推行郡县制。

虽然此举被中国式政治正确给洗白为英明无比,却同步产生最激烈的冲突。何况肇事者居然不是六国遗民,而恰恰是秦国自身的官僚阶层。

秦始皇的彻底郡县化 为继承人埋下大祸

有管理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企业若缺乏强悍的资金链与管理层,就不应盲目抢占市场。

如若一味接盘大集团,只会闪了自己的腰,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从岳麓、里耶等新出简牍来看,面对扩大了一倍的广袤疆土,秦帝国的干部储备与官吏素质根本没做好准备。于是就迅速陷入人手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

为抽调吏员去管理刚刚征服的“新地”,秦廷不得不饮鸩止渴。

《岳麓书院藏秦简(五)》明确记载:今南郡司马庆故为冤句令,诈课、当废官,令以故秩为新地吏四歳而勿废,请论庆。制书曰:诸当废而为新地吏勿废者,即非废,已后此等勿言。

广大的六国故地 超过了秦的消化能力

简文含义并不难理解。

即大量犯了罪过、本应被废除为官资格的秦吏,都被发配到“新地”当差。请问,刚刚遭受亡国之痛的六国遗民,面对惯于作奸犯科的“新地吏”,还能对大秦帝国产生更强的认同感吗?

秦统治阶层对自身斤两并非毫无自知之明。

博士淳于越,曾建议始皇帝大封子弟功臣作为藩屏。身为齐人,他的建议或许出自给故国兴灭继绝的私心。但作为食秦之禄、有资格同皇帝丞相一道喝酒吹牛的 *** 高参,他也不可能无半点为君分忧的考虑。况且分封几个诸侯王,并不损害秦身为天下共主的威严。

秦始皇将如何统治的技术问题给意识形态化了

但一心建立万世功勋的始皇帝,还是把如何管理新地的技术问题,上纲上线到了意识形态高度。

不惜下诏焚书,也要一错再错。此时的大秦帝国,如同酒精代谢能力有限、却为了面子而灌下六瓶闷倒驴的油腻中年,根本经不起任何折腾。可秦二世胡亥,还是朝嘴里胡乱塞了大把抗生素。

继位合法性存疑的新皇帝,急于树立个人权威。同时,身为千古一帝的乖儿子,他很自然地想起了父皇对韩非子的推崇。进而在法家理论集大成者的著作中,找到了源自申不害的驭下宝典--“行督责之术”。大力苛责惩处秦廷官吏,进而迫使深感朝不保夕的秦吏为多刷政绩指标而加紧搜刮百姓。

为指鹿为马大开绿灯的秦二世

这就是秦统治者对三晋智慧的最后一次抄袭,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

不仅将更多关东百姓逼上反路,也毁灭了秦朝官府同老秦人的最后羁绊。当沛公刘邦带着一帮楚、魏故人杀到关中,就反其道而行的宣布约法三章。

结果,长期被视作虎狼的秦民,竟把孟子口中的箪食壶浆与喜迎王师都变成了现实。于是,外强中干的秦帝国,终于被自己的路径依赖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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